侯礼祥的红军岁月侯礼祥的名字之误，始于一个平凡而又随意的瞬间。当时的档案员在记录下新战士的资料时，一次口头的传递错误导致了侯礼祥名字的误录。这一天，侯礼祥正与其他新兵一起，在排队等候登记。“礼祥！下一个，礼祥！”档案员的呼声中，礼祥这一简称清晰地传了出来。档案员的笔尖在纸上快速舞动，他问道：“姓名？”侯礼祥回答：“侯礼祥。”可档案员可能只是听到了他的回答的后半部分，或者是前面的音节在嘈杂的背景声中被淹没了。就这样，“李祥”这一名字伴随着侯礼祥参加了无数战斗，成为了他在战友心中的称呼。侯礼祥的名字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被人淡忘，他在强渡大渡河中的重要贡献也在历史的波澜中被掩盖。那场著名的战斗中，十八名勇士被挑选出来，肩负着开辟胜利通道的重任。侯礼祥作为红军的一名营长，负责统筹和指挥。在当时的情况下，大渡河水流湍急，河面宽阔，敌人的火力从对岸密集射来，形势极其危急。无论是渡河的方案设计，还是突击队员的挑选，都需要精准到位。渡河成功后，红军的其他部队迅速从后方跟进，这场关键性的战斗为大部队的转移铺平了道路。然而，由于当时没有详细记录强渡行动的所有参与者，再加上后来人们的记忆模糊，侯礼祥作为营长带领部队的事实被逐渐淡化，取而代之的是人们对“十八勇士”的简单称谓。更为遗憾的是，由于某些记载的误差，这十八名勇士的名单中竟少了他一人，变成了“十七勇士”。1936年，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一个年轻的战士侯礼祥被分配到红军一师，在师长陈赓和政委杨勇的直接领导下工作。他执行过许多重要任务，逐渐成长为一名颇有能力的指挥员。侯礼祥记得，当时陕北到处弥漫着长征胜利后紧张的备战氛围，部队一边整顿休养，一边筹备未来的抗日斗争。到了1937年冬天，侯礼祥被选送进入红军抗日军政大学学习。1938年，他被任命为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警备第一团副团长。隐秘身份投入地下工作1939年初，侯礼祥因旧伤复发，伤势加重，难以继续坚持在前线战斗。根据他的个人申请和组织的安排，他被调回后方疗养。同年年底，他被转调至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工作。组织通过周密安排，将他的组织关系交给当时担任中共江陵中心县委书记的魏西。魏西仔细研究了任务后，决定安排侯礼祥前往监利县朱河一带，开展隐蔽的革命活动。侯礼祥很快投入到监利朱河、周老嘴及江陵普济观一带的地下工作。为了更好地掩护自己的身份，他接受了组织的安排，担任国民党政府下设的保长、联保主任等职务。作为保长，他在地方上拥有一定的影响力，可以方便地获取情报，接触到更多的社会资源。同时，他以合法身份掩护了自己的地下工作，并通过这些身份便利为中共的革命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工作之余，侯礼祥非常小心地保护自己的身份。他曾经参与过红军的许多重要战斗，保存着一些关于红军的关键资料和证件。为了妥善保管这些资料，他将它们用布包好，装进一个结实的皮箱里，小心翼翼地放在自己床底下的隐秘位置。然而，生活中的一次意外让他的努力付之一炬。有一天，侯礼祥外出时，家中无人，一个惯偷趁机潜入了他的住所。小偷翻箱倒柜，寻找值钱的东西。侯礼祥平时生活节俭，家里没有多少贵重物品，最后，小偷将目光锁定在床底下的皮箱上。小偷以为里面装的都是值钱的财物，于是将皮箱一并偷走了。当侯礼祥返回家中时，发现自己的房间被翻得一片狼藉，而最令他焦急的是，那只放在床底的小木箱竟然不翼而飞了。虽然侯礼祥迅速开始想办法追查小偷的下落，但由于当时信息闭塞，寻找一个小偷无异于大海捞针。这一事件让他的地下工作面临更大的困难，因为他再也无法拿出直接的证据证明自己的红军身份。身份困境新中国成立后，侯礼祥开始想办法寻找组织，试图证明自己曾经的红军身份。他走过许多地方，几次找到政府有关部门，希望能通过原先的档案记录恢复自己的身份。然而，他的证件和所有能够证明身份的材料在早年那次小偷事件中被彻底丢失，再也找不回来。没有证件，他的过去就像被彻底抹去了。每次向有关部门说明情况时，工作人员都会耐心听他讲完，却最终摇头告诉他，没有任何记录证明他的话。多年的战斗经历，他的红军身份和荣誉，都因为那些失落的资料而无法得到承认。在回到家乡的最初日子里，由于没有证件，他很难向村里人解释自己的过往。面对村民的好奇和质疑，他提起自己曾参与的战斗，讲述那些充满危险的岁月。但在村民们眼中，他的故事听起来就像是夸大的传说。有人不理解，一个在战场上立下功勋的人，为什么会回到农村，过上普通农民的生活。慢慢地，村里开始有人嘲笑他的“吹牛”。因为他既没有能够证明身份的文件，也没有战争中积累的财富，村民们更加不相信他所讲述的那些故事。每当他提到自己曾是红军的团长时，总有人用冷嘲热讽的语气回应他，认为他的这些话根本不可信。在人们眼中，他和其他务农的村民并无两样，甚至因为他经常讲述那些听起来不可思议的经历，被认为是爱出风头的“闲人”。生活的不公在日常的点滴中逐渐显现。他不仅遭遇了村民的误解和冷遇，还被村干部列为“不安分”的对象。村干部认为他不老实，总爱给他们“添麻烦”，便对他格外刁难。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他的处境愈发艰难，常常被指派去做最繁重的农活。有时候，即便他完成了工作，依然会被挑出毛病加以训斥。1959年，他的生活更加雪上加霜。在那个特殊的年代，由于没有确切的身份记录，他被定为“内部专政对象”。从此，他的行动受到了严格的监视，日常生活充满了种种限制。后来，他被送到公社林场进行劳动改造。在这里，他的生活更加孤独，几乎没有人与他交流。他的日子过得极其辛苦，一切都要靠自己亲力亲为。苦难与疏远1971年的某一天，侯礼祥因为批评村干部的不作为，事情迅速传到公社干部那里。他被认为是“不老实”“对抗组织”的典型。这样的标签让他成了众矢之的，随后便被送往公社林场进行劳动改造。林场位于公社的边缘地带，荒凉而偏僻。他被分配到最苦最累的岗位，从清晨到傍晚，几乎没有停歇的机会。他每天都在进行繁重的体力劳动，从砍柴到挖沟，从运送木材到整理林地，所有的工作都被分派给他。林场的环境非常艰苦，侯礼祥的生活条件更是异常简陋。他的住处是一间破旧的木棚，冬天冷风直灌，夏天雨水渗漏。没有任何像样的家具，只有一张简单的木板床和几个破旧的生活用具。他的吃穿也极为拮据，每天的伙食简单到几乎无法维持体力。尽管如此，他从未向他人诉苦，只是埋头完成自己的工作。生活在林场的那段时间，他几乎与外界断绝了联系。林场远离村庄和城镇，邮递员很少光顾这个地方，偶尔送来的报纸成为侯礼祥了解外界消息的唯一途径。然而，林场的生活纪律极其严格，报纸经常被集中管理，能否拿到手里完全取决于看守的安排。在林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并不融洽。侯礼祥独自完成自己的劳动，吃饭时坐在角落，休息时独自待在自己的棚屋。他几乎没有人可以倾诉，也没有人主动接近他。直到有一天他偶尔会从报纸上读到曾经的战友杨得志调任消息。终获平反1974年，侯礼祥写信给曾经的战友杨得志将军和杨勇将军。多年未联系，战场上的记忆早已模糊，但他心中始终记得这两位老战友曾与自己并肩作战的时光。他在信中详细陈述了自己的革命经历，从参加红军到强渡大渡河，再到担任红军营长的点点滴滴。他还解释了掉队的原因，阐述了自己因战争动荡丢失证件后多年的困境。信寄出后，侯礼祥继续过着清苦的生活。几个月后，杨得志将军收到了他的信，仔细阅读后回忆起了这个老战友。杨得志立即着手调查侯礼祥的经历，并根据自己的记忆和能够找到的历史资料，为侯礼祥的身份作出证明。1974年6月13日，杨得志正式出具了一份证明材料。与此同时，杨勇将军也收到了侯礼祥的信。在核实了相关的档案资料和其他老战友的叙述后，杨勇将军于1974年12月21日也出具了一份详细的证明。有了两位将军的证明材料，侯礼祥的案件有了重大进展。此时，前江陵中心县委书记魏西也站了出来，为侯礼祥提供了另一份重要的证言。魏西曾与侯礼祥在抗战时期共事，对他的革命经历和掉队后的安排有清晰的记忆。1975年1月，中共江陵县委召开了专门会议，对侯礼祥的政治历史问题进行了详细的审查。经过多方调查和对证明材料的反复核实，县委得出结论，确认侯礼祥在红军时期的身份和贡献。最终，县委决定恢复他的红军待遇，为他正名。